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上述现象发生呢？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即盲目追求GDP的结果。媒体曾报道，一些地方官员在谈到城市建设时公然声称，拆迁的速度就是发展的速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许多城市便出现了无休止的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这其中的利益驱动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吃着土地财政的饭，建筑开发商绑架了城市建设的节奏甚至规划，城市建设的逻辑大可用“谁给的价码高就拆掉那一片”来形容，城市设计已不见踪影，而文物管理部门也形同虚设。例如，北京的拆迁人员竟然声称，只要给钱，故宫都敢拆。这种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拆迁导致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推倒重建的不过是一些堆砌的建筑垃圾而已。
   许多到过北京的外国游客会失望，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想要看的古城墙和牌楼，这些原本散落于老北京各个街头巷尾的标志物，如今也是难觅踪影，仅在书本中可一窥究竟。漫步于北京街头，敏感的外国游客还以为身在纽约。其实，这种错觉一点也不让我们感到兴奋，因为这种错觉恰恰反映了城市建设的错位。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正在催生大批雷同的城市。城市建设中的个性被泯灭，趋同化导致的似曾相识，实属城市化的败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最近，两位西方学者贝淡宁（DanielA.Bell）和阿维纳·德-夏里特（Avnerde-Shalit）完成的新书《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身份为何重要？》（TheSpiritofCities：WhytheIdentityofaCityMattersinaGlobalAge）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依此书观点，每个城市都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这便是城市的身份（identity），这种身份是独一无二的，是与其他城市相区别的特质。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强调的无非是城市史的一些传统理念。如在西方古典文明中，雅典这座城市意味着民主，而斯巴达则与军事纪律无异。显然，无论是精神，还是气质，都与个性和传统紧密相联，绝非一日之功，需长时间的耐心酿造。
   2011年，这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印行后即获普遍好评。书中，贝淡宁和德-夏里特细数了人类历史上人们对于城市的古典认识，并将其应用于理解今天的城市，强调为什么我们需要借助哲学和社会科学重新发现城市的精神。
   有趣的是，贝淡宁和德-夏里特从世界各地选出九座有代表性的城市，逐一进行评述，不仅归纳出这些城市独特的韵律，还罗列了他们与其他城市的主要区别。这些城市是耶路撒冷（宗教）、蒙特利尔（语言）、新加坡（国家建设）、香港（物质主义）、北京（政治权力）、牛津（学习）、柏林（宽容和不宽容）、巴黎（浪漫）和纽约（抱负）。
   两位作者用“政治权力”来形容北京的气质，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北京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威权政府所在地。尽管许多人更愿意从其他角度来提炼这座城市，如文明古城等，但在作者眼中，北京作为文明古城的名分已不复存在。自北京丰厚的历史遗存在“文革”期间被大肆破坏和抹去之后，“政治权力”这一特征便愈发凸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第一作者贝淡宁曾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是一位长期居住在北京，著述颇丰的西方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对中西文明多有了解。因此，他对中国城市的分析和北京的概括，多了几分可信的成分。
   在2013年新增的序言中，两位作者推出了一个有用的概念，即所谓“爱城主义”（civicism），这是一种类似于城市居民对其居住地感到骄傲，并认为他们的气质优于其他城市的情结。按照这种理念来推测，中国的城市居民有多少会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呢？又有多少会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具有独一无二的气质呢？从这两个维度，我们不仅可领会作者宣扬的城市精神的要害，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评判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与否提供了一种依据。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不少城市已呈现生活成本高昂，基本社会服务难以获取等让人难以生存的症状。除去顽固上涨的房价以外，令人窒息的空气雾霾也使得城市居民骄傲不起来。一些对生活品质有较高需求的人群正无奈地选择撤离城市，去空气清新的远郊居住。
   如何才能培育出中国城市的精神气质呢？首先要做的便是，落实城市建设中的科学规划原则，制止所谓“一届政府，一个蓝图”的作法。中国学者喜欢拿美国芝加哥的城市规划来说事，这座城市的规划早在1887年就拟定了。如今，这座城市的主人和管理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城市的扩展依然遵循百年前规划的韵味，格局没什么本质变化。在这座城市，我们可以感受到城市规划的有章可循，城市的演变和历史脉络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敬仰芝加哥城市规划者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同时也佩服后来城市管理者恪守百年规划的精神。
   城市建设中的规划和设计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不是万能的，更不应该无处不在。毕竟，规划和设计的科学与否只能通过时间来检验。在中国，我们尤其要避免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窝蜂式的、不顾城市历史与传统、抹杀个性的所谓规划和设计。因为，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是不可能通过一时的规划和设计，由“摊大饼式”的方式造就出来的。换句话说，任何眼下进行的规划和设计都难免存在缺陷，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来评判时。
   不少游历过欧洲的人都有如下感受：随处可见的造型奇特的建筑、个性张扬的商店以及令人流连忘返的咖啡馆，还有历史沉淀下来的文明碎片，各类社会印记，大量充斥于大街小巷。50年前，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曾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中将上述观察描述得淋漓尽致。今天，如果我们漫步于纽约曼哈顿，在雅各布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们便可以体会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城市规划者们的想象力是何等的贫乏。
   雅各布斯耐心解释了现代城市生活其实是许多未经规划的社会交往的产物。例如，城市中分成许多段的短街让居民和游客能够选择各种路线，获得诸多不同体验。雅各布斯还特别抨击了世界各地规划出来的令人乏味的城市，如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印度的昌迪加尔和英国的莱奇沃思花园城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问题看似相互矛盾，然而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这些问题相互重叠，互为掣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既要有规划，又要尊重城市居民自然而然的选择；既要有设计，又要考虑当地自上而下的文化与传统。种种力量的长期交汇，或许正是城市精神形成的源泉。
注：本文原作者王军，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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