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水利水电事业贡献者，水利水电工程师教授——谷兆祺

发表于2018-09-27 2935人浏览 1人跟帖总热度: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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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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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最普通的教授，却为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他从不与人争辩，只以学识服人。同行们渴望得到他的指点，却又有些敬畏他直指要害的见解。

他是老专家们最可信赖的“战友”，是中青年教师心目中的“大咖”“男神”。

他把名利看得最淡。虽然在他身上没有太多耀眼的光环，但他对女儿说，爸爸这一辈子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那些钢筋混凝土结构摆在那里，证明我干了些什么就足够了。”

临走时，他为母校捐出了高达百万元的励学金，留下了86本记录重要工程资料的笔记，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用作研究。

终其一生，辛劳却愉悦，简朴却富足。

生命中的每一天应该怎样度过？秉持怎样的信念才能心安无悔？什么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和快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用他普通而不平凡的人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向祖国水利事业许下终身之约

选择从事水利水电事业，对谷兆祺来说，或许是一种偶然，抑或是一种必然。

谷兆祺的父亲谷镜汧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医科学校——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谷镜汧携全家随校迁往昆明、重庆，并辗转应聘担任中正医学院、广西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校病理教授。虽战乱流离而弦歌不辍，学堂不灭的灯火点亮了少年谷兆祺的心。

在重庆，治军治水并重、致力打造“塞上江南”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曾到南开中学作过有关水利工程的报告，这让谷兆祺对水利造福民生有了初步的印象。

1946年，谷镜汧代理上海医学院院长职务，并组织该校师生员工分批迂回返沪。随父亲和家人沿嘉陵江东行时，谷兆祺目睹了纤夫拉纤的悲苦——纤夫们衣衫褴褛，弓身曲背，挽着粗砺的纤绳，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号子声、波涛声相互应和，宛如冬日里低沉的哀鸣，在谷兆祺耳边久久萦绕。15岁的谷兆祺由此立志：“不能让他们再这么辛苦下去，我一定要学水利！”1948年，谷兆祺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系（水利专业）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当时内战尚未结束，南北交通极为不便，家人希望他留在上海读书。然而谷兆祺却坚持要去清华学水利，尽管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无比艰苦的行当。

谷兆祺的夫人陈方说：“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谷兆祺的毕生信念。”而水利，就是谷兆祺向祖国许下的终身之约。

在清华学习期间，谷兆祺和同学们自称“洪流”，共同创作了一首名为《洪流》的班歌，还曾一起出过一本叫《回首洪流》的集子。谷兆祺工作后常跟学生们谈起“洪流一代”的故事，他很自豪能为水利事业奋斗终身，教育学生们也要做热爱河流、心胸开阔的水利人。

1952年大学毕业后，谷兆祺一直在清华水利系任教，从事水利水电及岩土工程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不仅桃李满天下，还先后参与密云水库工程、引滦入津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黄河三门峡、万家寨、小浪底、二滩、龙滩、东风、新疆石门子等上百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审查、评估及咨询工作（如果算上小型水利工程，则超过200个），此外还为京、冀、陕、甘、宁、新、藏、云、贵、川、晋、桂、蒙、鄂等省区的水利水电工程做了大量义务工作。

谷兆祺有个特殊的习惯——每到一个工地，就拣一块石头带回清华园。这些被天南海北的江河风雨冲刷过的石头，寄托着他一生的情结和追求。

“做工程就一定要肯吃苦，要多去工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六十余载江与河。谷兆祺一生奔走在万里江河之间，“真刀真枪”做水利。从1958年参加密云水库建设工程开始，一直到古稀之年，谷兆祺都坚持亲赴施工现场检查指导。爬大坝、钻隧洞、进电厂、攀闸门、睡帐篷、查阅资料、核算结构、取样实验、现场检测……攀上爬下是他的工作常态。他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工程现场中，甚至连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置之度外。

密云水库建成后，清华水利系大队师生撤回学校，设计总工程师张光斗先生考虑到前两年在“大跃进”的情况下，有些设计或施工工作可能有不周到之处，因而嘱咐谷兆祺等几位师生继续留在工地，一方面完成所有的扫尾工程，一方面把已做的工程仔细核查一遍，凡有不妥之处，务必加以补救。

就这样，谷兆祺在密云水库工地一共驻守了6年。送走大部队后，他带领设代组（代表工程设计单位在施工现场的机构）仔细核查每一本计算书、每一张图纸、每一项观测记录，发现隐患10余处。这些加固修补的工作都很重要，若不做好，每一项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谷兆祺等人反复考虑各项加固方法，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这些缺陷弥补好。在此后几十年的运行中，这些地方均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保证了“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周恩来总理对密云水库的赞誉）安全送入千家万户。

▲谷兆祺在查看地图。

这6年中，最让谷兆祺牵挂的是在疗养院养病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女儿。工作和家庭的重担压在他一人肩上，聚少离多，但他从未向妻子抱怨过自己的苦和累。三年困难时期，夫人陈方亲眼目睹谷兆祺回家后竟然一顿吃下80个饺子，从中大概可以揣想丈夫在工地的艰辛生活。感冒生病对谷兆祺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值一提。直到1964年被查出肾炎，组织上安排他返校治疗，谷兆祺才不得不放下心头的坚持，与密云水库暂别。

张光斗的研究生、水利系教授彭守拙回忆说：“每当谈到密云水库工程时，（张光斗先生）都会提到谷老师，张先生常常因谷老师常驻水库而无法照顾家庭子女，又难以找人代管而深感不安。”因为谷兆祺的能干、实干、足以独当一面，张光斗先生把他视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现场踏勘是谷兆祺最看重的环节，不管发生什么事也拦不住他。土木系教授王元清在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担任助理工程师时，曾多次跟随谷兆祺去青海拉西瓦水电站工地踏勘。那里河谷狭窄陡峻，施工中因岩崩等不止一次造成人员伤亡，但哪怕事故刚刚过去，谷兆祺都执意要亲自去现场。王元清回忆说：“工地的探测洞大多都在三四百米的高处，每次都要顶着8公斤重的钢盔爬上去，谷老师每次都身先士卒，攀爬时我们追都追不上，钻洞时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在现场非常认真地测试和指导。谷老师对我们说，我们做工程就一定要肯吃苦，要多去工地。”

2004年，已经有一次脑梗发作史的谷兆祺坚持远赴二滩水电站一线踏勘，跟年轻人一起钻隧洞、绘草图。在北京家中的陈方忽然接到谷兆祺打来的电话，让她到首都机场接他。谷兆祺平时出差从不让人接送，身为医生的陈方知道，丈夫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状况。“那是他第二次脑梗发作。去工地前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一直坚持到在文件上签字时，大家才发现他已经拿不住笔了，赶紧把他送到当地医院作了紧急处理，再送上飞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陈方和小女儿谷丹心有余悸。

“活着干，死了算。”这句略带戏谑却质朴有力的“口头禅”，谷兆祺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把学问做到大地上”的专家

谷兆祺是典型的“烂笔头”，在任何业务性的场合，他总是拿着笔记本随时作记录。不过谷兆祺的家人、同事还是没有想到，在整理谷兆祺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工程笔记竟然有86本之多。他从风华正茂的1957年一直记到年逾古稀的2007年，直到2008年再发脑梗才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笔。这些笔记清晰记录了他去过的每一个工地和各项水利水电工程的详细参数，还有当场绘制的工程草图，字迹刚劲方正，绝无潦草之处。谷兆祺一笔一划把这些参数记在了本子上，也一点一滴把这些工程的每个细节记在了心里。从这个涵盖半个世纪间中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的手写“数据库”出发，谷兆祺构建了自己扎实而独到的专业体系。

或许得益于记笔记，谷兆祺对数字的记忆力超乎寻常。“若论记得多，记得准，水利系几乎无出其右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马吉明说，“谷先生工程经验丰富，常能迅速洞悉问题的本质，这与他记住了国内外很多工程的参数有密切关系”。最让马吉明叹服的，是谷兆祺基于丰富经验练就的敏锐洞察力和快速决断力：“在简单浏览了设计图之后，谷先生能很快指出压力隧洞覆盖层厚度是否满足要求、洞线规划是否合理；对于一个水电站，他可以快速估算出各部分的尺寸、规模与造价。”

“文革”后清华水利系首届水工专业的毕业生，曾经担任贵州东风水电站地下厂房设计总工程师的曹普发，回忆谷兆祺曾在水电站实习工地上说过一段使他们终生受益的话：“作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三秒钟要对观察的对象有个数字反应，三分钟要有个较准确的数量概念，三小时后要拿出精确的数据结果！”曾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中国国家小组秘书长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李仲奎钦佩地说：“（谷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到了极致。在水电工程领域中，从宏观的规划设计，到具体的结构计算分析，甚至到绘图、写字、描图，都达到了理念创新、技术精湛、追求卓越的境界。”

“学识特别渊博，工程经验丰富”，是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光纶对谷兆祺的评价。王光纶清楚地记得，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长期担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在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汇报中国工程院西北水资源咨询项目时，尽管业界专家院士云集，但钱正英最终只挑选了两位汇报人——一位是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潘家铮院士，介绍全国水资源总体情况；另一位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专题汇报对社会上关于“大西线”调水建议的讨论。谷兆祺用建筑高度和体量打比方，形象地对比了三峡工程与“大西线”的工程难度。听完汇报后，温家宝特意感谢了谷兆祺的讲解，称赞他这么一讲，过去有些不太清楚的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回忆说，谷兆祺也许并不认识和记得他这个晚辈，但是每次因为工程问题请教谷兆祺时，老先生都会认认真真地做计算，亲手写下非常仔细的意见和建议。周建军感慨地说：“我们没有一点私交，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所以他非常在意、上心。我觉得谷老师是少有的能把复杂问题尽量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很好地化作工程实际的人。谷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水利工程师，一生以建坝为事业，但他也是中国最早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水利学者之一，他是实实在在地‘把学问做到了大地上’。”

享誉世界的Professor Gu

谷兆祺不仅走遍了祖国的江河湖海，还在改革开放后多次走出国门，带回国外先进的水电工程经验，为亚洲多个国家的水利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1985年，谷兆祺到挪威科技大学研修访问。山国挪威拥有先进的水电科技，全国99%以上的电量由水电站产生，而85%以上的水电容量存于高水头的地下电站中，可以称得上是“地下水力发电系统的博物馆”。在挪威期间，谷兆祺抓住一切机会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水电工程现场，详细考察挪威水电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谷兆祺与当时在挪威进修的李新新、郭军合作编写了《挪威水电工程经验介绍》一书，系统总结了挪威水电发展所采用的新技术，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衬砌压力隧道、气垫式调压室、岩锚吊车梁……

这些谷兆祺大力推荐的挪威新技术后来在中国都得到了应用，岩锚吊车梁的应用尤其广泛而普遍。谷兆祺不仅是传播西方水电新技术的“盗火者”，他在岩锚吊车梁的设计理论方面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谷兆祺在工作中。

这本书从编写、审核到最终出版，涉及很多单位和人员，工作量巨大。谷兆祺白天实地调研、记录素材，晚上查阅资料、梳理所见所闻，常常挑灯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又迎着晨曦出门。得知这本书的主题后，有老师曾经提醒他把调研到的技术经验同时写成学术论文发表，为评教授作准备。谷兆祺却干脆地说：“我没有时间再去做论文了。评职称只是我个人的事，写这本书对国家更有用。”本着为国家的水利水电事业带回宝贵经验的初衷，谷兆祺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著作。目睹了整个成书过程的教研组同事彭守拙既惊叹于谷兆祺的工作效率、组织能力和广泛的人际关系，也深深体会到他的学术思想是“以工程的设计和实践为中心，总结经验，推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新型结构”。至于个人利益的得失，则完全不在谷兆祺的考虑范围内。

挪威的水电技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然而谷兆祺在学习过程中一直不卑不亢，对祖国的热爱与自信更是有增无减。他在挪威科技大学研修访问期间，还专门为相关院系的师生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水电事业发展成就的报告。谷兆祺的报告深深震动了以水电为傲的挪威人——原来中国在水电方面也有如此不俗的成就！因为这场报告，也因为谷兆祺为中挪两国水电事业交流作出的不懈努力，挪威水电系统中有很多人对“谷教授”（Professor Gu）和他身后蓬勃发展的中国水电事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挪威回国后，谷兆祺积极筹办了中挪水电技术研讨班，邀请挪威专家来清华讲课，国内很多设计院所都派代表参加学习，不少总工、总设计师因之受惠。得益于谷兆祺打下的良好基础，清华水利系至今仍与挪威科技大学、挪威工业研究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挪威科技大学的教授还曾专门派研究生到谷兆祺门下进修，到中国水电工程工地实习。

挪威为总结本国水电发展的经验，曾出版了一套多达17本的系列丛书，内容涵盖规划、水工结构、水电站、地下工程、水文学、水力学、施工组织、环保等诸多方面。鉴于此套丛书对国内水电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退休后的谷兆祺组织相关专家翻译了全套丛书，并亲力亲为，笔耕不辍。书籍最终以《挪威水电发展》的中文名称出版。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挪方在挪威馆内隆重举行了丛书发行仪式（此前在清华水利系也举行了发行仪式），并把这套书为礼物送给有关代表。

在亚洲，谷兆祺先后参加过尼泊尔库勒卡尼电站、伊朗卡尔赫大型水利枢纽项目、德黑兰Lavarak-Sohanak引水工程、泰国宋卡供水工程、马来西亚里瓦古电站、柬埔寨供水工程、印尼杜迈输水工程等各国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咨询，常常能在短时间内高水平完成任务，得到外国同行的极高评价。

“不管去到哪个国家，谷兆祺总是说，比不上中国的大好河山，他是真的深爱我们这个国家并为之骄傲。”夫人陈方说。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993年，谷兆祺退休了。然而他心中始终牢记老校长蒋南翔“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教导，他放不下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工程、那么多祖国的山山水水。直到耄耋之年，谷兆祺依然满头黑发，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干起活来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1993年~2008年这15年间，谷兆祺保持着平均每月出差一次的频率，坚持奋战在工程第一线，直到病重卧床，无法再亲临现场。退休后，谷兆祺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密云水库的全面安全检查。曾经参加密云水库设计、建造、维护全过程的他，在1994年密云水库迎来历史最高水位的紧要关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守护水库的重担。

密云水库工程项目众多，包括潮河、白河两大枢纽，7座主副坝、7条隧洞、3大溢洪道、电站及各种闸门等，技术涉及结构、土力学、水力学、水文、地质、水环境等水利系的所有专业，情况极其复杂。为了做好这次全面安检，谷兆祺召集了30余位老教师，带领数十位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班学生奔赴密云水库。“爬大坝，钻隧洞，进电厂，攀闸门，查阅资料，核算结构，取样实验，现场检测……无论严寒酷暑，谷兆祺都亲赴现场检查和指导。”在他的带领和感召下，这些各自领域的老专家义无反顾地表示：“你说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数九寒冬，谷兆祺的嘴唇冻紫了，手冻僵了，还是精神抖擞地带领师生，穿着水靴，钻进隧洞一一检查。这感人至深的场景深深印在水利系教师才君眉的脑海里，也烙印在年轻后辈的心里。经过一年半的苦干，师生们对水库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检查，编写出70余份专题报告。年事已高的张光斗先生也一直关注和指导安检工作，经常听取谷兆祺的汇报，亲自审查、修改每一份报告。这项成果为水库加固与改建提供了详尽的依据，对首都的防洪安全及供水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谷兆祺的笔记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密云水库工程建设的老教师们逐渐力不从心。为了做好交接工作，2005年后，谷兆祺陆续为水库管理处安排讲座，向年轻一代的技术员、工程师们全面讲解水库工程的设计、建造、加固、抗震以及安检情况。最集中的一次组织了各专业10余位老教师，进行了历时一周的讲座。对于这次“交底”，老教师们非常重视，纷纷翻出自己多年积累的笔记，认真备课。水库管理处也非常重视，全程做了录音。就这样，谷兆祺为守护密云水库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留下了宝贵的技术遗产和精神遗产。

1997年～2000年，谷兆祺担任清华水利系承担的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设计总承包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石门子水库工程位于高震高寒地区，基础岩石为较软弱的砾岩，施工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年近七旬的谷兆祺却经常在最艰苦的时间段，出现在工地上最危险的地方。每次到工地，谷兆祺首先一定会去引水发电隧洞的“掌子面”，亲自查勘是否有地质缺陷和不良构造，对围岩的支护方案提出建议。“为了工程安全，他真是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在石门子水库工地担任清华设代组组长的李仲奎感动地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后的谷兆祺，时刻牵挂着他的水库、电站。他参加了三峡工程、溪洛渡工程、向家坝工程的设计和质检工作；帮助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华能集团康定公司、涪江公司等设计环保型水电站，并组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参加南水北调，研究大西北调水、雅鲁藏布江开发以及三门峡第三次改建等重大课题，帮助解决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10多年间，谷兆祺为我国许多大中型水电建设项目做了上百项科研课题，总经费达1800余万元；为各项工程提供了上百份的报告，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

为了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及时传承给年轻一代，谷兆祺组织一些有经验的离退休教师共同撰写了《水利水电工程经验及案例分析》一书，以及相关的100多篇文章，系统总结了清华水利系50多年在科研、设计、生产方面的知识积累。直到病重前夕，谷兆祺一直在为国家的水利事业贡献全部的光和热。“爸爸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到晚年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是关于水利的记忆从不含糊。像密云水库的库容量、历年降水量这些数据，他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谷兆祺的小女儿、北京四中特级教师谷丹说。

奉献了一切的人生“如愿以偿”

2016年7月，病榻上的谷兆祺委托夫人陈方来到清华校友总会，捐赠多年积蓄80万元，设立“清华校友—谷兆祺励学基金”，资助经济困难、学习勤奋的学生完成学业，成材报国。直到身后，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又把他最后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和近20万元丧葬费悉数捐入励学基金。

走到人生边上，谷兆祺选择了一切都“不留”。

他和孩子们的家庭再普通不过，但家人们觉得他的决定也再正常不过——谷兆祺一生从未大富大贵，却总是无比慷慨。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可以促成的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赠、倾囊以授。

谷兆祺最关心教育。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经常利用出差间隙，到附近的农村小学看望学生。看到孩子们在简易搭建的教室里，顶着风、淋着雨坐在地上听课的情形，谷兆祺心中很不是滋味。当时正值清华1946、1947、1948三届校友发起“希望工程”建设的募捐活动，计划在河北易县建一所希望小学。谷兆祺一次性捐出了2000元，这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谷兆祺郑重承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学校发展。如果我不在了，就由我的女儿继续来做这件事。”从1998年到2008年，谷兆祺坚持每学期向易县希望小学捐款，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