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

发表于2018-11-29     594人浏览     0人跟帖     总热度:285  

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_1

权力与野心是一切伟大建筑的根基,反过来说,建筑就是权力和财富的纪念碑,它要在水泥、钢铁和玻璃的组合中,炫示高贵的身份。中国的公共行政建筑,那些矩形的、半圆形的和圆矩合体的豪华建筑,改写了中国城镇的政治景观。


在这场大地重塑运动中,圆形和矩形,一对精神原型式的几何符号,成为支配中国城市营造的基本构形。这是继木器与石器、三维与二维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三组母题。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构成了建筑事务中最难解的迷局。 圆是最高的自足和圆满。它是被神所垄断的事物。圆是世界体系的象征。圆拥有隐秘的轴心,圆周环绕它运转,唱出无言的礼赞,而这就是圆的一神教本性。从圆的形体深处,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神学光芒。 圆的神学,至少包含下列五种原理:1,单一中心原理:在圆的范围内只有一个绝对中心;2,平等原理:所有围绕中心的弧线上的点,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因为它们各自跟中心的距离完全相同;3,循环原理:圆是自我闭合的,而且沿着弧线任何方向行走,最终都回返回原点,这是自我无限循环的范例,符合时间的特性;4、独观原理:这条原理来自第一原理,它要证明从中心的视点(神或独裁者的视点),可以完成对整个弧圈的全能式观察;5、象征原理:圆形造型支持了对太阳、月亮、天空和宇宙、母性生殖器等神性事物的联想,并成为它们的天然能指。 正是从单一中心原理中派生出了一神教;从平等原理中,派生出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基督教义;而从循环原理中,生成了宇宙(自然、时间)循环思想、佛教的轮回学说,以及各种关于事物圆满性的幸福信念;从独观原理中,基督教发现上帝的无所不知,而福科则发现了边沁式环状监狱的法西斯本质1;从象征原理中,巫师们获得了最神秘的宗教灵感。圆就此成为神学话语的根基。


英国国会大厦:矩形政治的西方样板

矩形似乎是男神的象征,它的狭长钥匙穿越母体,打开了通往父权文明的大门。矩形定义包含下列原理:1、多中心原理:在变化的矩形内部,轴心线代替了单一中心,这意味着中心点将在该轴心线上不断滑动;2、四方原理:四条边可以有各自的方向,并用方向代替中心,由此形成空间的特性;3、等级原理:矩形边线上的各点跟对称轴距离不等,由此产生了差异和等级;4、断裂原理:矩形是有折断的,这意味着矩形线上的各点不能构成自我循环,由此导致各点之间彼此否定、断裂和对抗。5、象征原理:矩形造型隐喻了阳具、人体、大地、水体(海洋与河流)和树木等等。 正是从多中心原理中诞生了多神教、祖先崇拜和帝王崇拜;从四方原理中产生了以方向和坐标为核心的风水学;从等级原理中诞生了等级制度;而从断裂原理中涌现了世俗仇恨、阶级对抗与暴力学说;从象征原理中派生出了父权社会和大地信仰。 对上述原理的确认,耗费了人类史的漫长时间。圆作为祭坛的功能,可以追溯到13,000年以上。在11,000年以前的叙利亚村庄,就已出现最古老的圆形宗教建筑2,但在苏美尔时代(前4000前~2000年),乌尔城的塔庙由矩形平台构成的,而到了新巴比伦时代(前626~前539年),供奉马尔杜克大神的巴别塔,却又忽然变回了圆形。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性建筑,在圆形和矩形之间剧烈摆动,显示上古人类的构形混乱。政客、祭司和建筑师,尚未获得这两种图式的精密知识。这种混乱是全球性的,甚至波及近东和远东地区。中国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明,那座公元前4800~前4300年的村落,出现了31座直径4~6米的圆形半地穴式民居,它们是女阴的象征,表达对女神权力的敬意,但仰韶人同时又崇拜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这是性别权力妥协的结果。仰韶是母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它的村落里出现了最早的价值冲突。这种混乱同时也现身于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前6000年),但跟半坡人截然相反,赫梯人(Hittites)住在矩形房屋里,却拥有精美的女性赤陶神像。

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_2

传说中的巴别塔:向上冒犯,充满夸耀和狂妄的权力色彩

这种幅员辽阔的混乱格局,源于圆形与矩形的暧昧关系。用以供奉木星大神马尔杜克的巴别塔,就是这种两重性的代表。从天空鸟瞰的巴别塔呈圆形,充满了向心的谦卑,完全符合天体神的教义,而从底部或远处旁观,它却是矩形的,向上冒犯,充满夸耀和狂妄的权力色彩。这种两重性正是人类建筑的基本特征。矩形建筑的另外一个成因,是它严重依赖于木材,而球形建筑则依赖于石头。它们是两种建材的美学对抗。 圆形和矩形的暧昧之处还在于,意大利人按照基督教图式,把鸟瞰的简单矩形组成十字形,并据此向矩形中注入宗教语义。而当它跟时间结合并旋转起来后,就迅速转型为运动之圆,令所有静止之圆都望尘莫及。这是矩形的最高秘密,它超越了自己的世俗命运。 罗马人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暧昧,对其进行斡旋与整合,由此终结了旧时代的对抗格局。罗马宗教建筑,谋求矩形基座(门廊)和圆形拱顶的巴西利卡式的神圣同盟。万神庙就是这类“圆矩合体”的结晶。它的前部是柱廊式矩形大门,后部是巨大的圆形空间,象征太阳神朱庇特的阳光,穿越半圆形拱顶,照射在内壁上的神龛上,把光线依次带给七位神祗。万神庙的结构妥协,显示了罗马人的建筑智慧,由此成为整个欧洲建筑的灵感源泉。“洋葱头”式的东正教堂,以及奥斯曼帝国摇篮里长大的清真寺样式,都秉承了“圆矩合体” 的伟大传统。 古典世界的崩溃,似乎没有影响基督教徒的建筑信念。大批隐修院坚守“圆矩合体”的罗马传统(如埃及的比绍科普特隐修院),修士们在其间修行、忏悔、礼拜和生活(劳作),探求质朴无邪的真理。这些遍及欧洲、北非和西亚的隐修院,为文艺复兴的圆形造型,奠定了坚固的心灵基础。 从佛罗伦萨主教堂(1436年)、到法尔尼斯府邸(1516年)和圆厅别墅(1552年),“圆矩合体”开始了向世俗生活转移的长征。18世纪的英格兰巴斯,模仿史前圆形巨石群(Stonehenge),建造一座象征太阳的圆形广场(The Circus)和一座象征月亮的皇家新月楼(Royal Crescent),其中分布着528个科学与艺术的徽记或雕塑,所有这些符码细节都企图重新设定人、现实和宇宙的三位一体关系。这是文艺复兴的夕阳,它们照亮了欧洲最后一片昏昧的土地。 只有华夏民族保持着圆形和矩形的对立状态。中国人发明了圆鼎、编钟、玉璧和风水罗盘之类的神器,继而发明了太极图(圆型宗教的标志)和八卦图之类的神符,在华夏哲学体系里,圆从原始祭坛上滚落下来,成为文人书案上的精细符码。所有这些器符都是对圆形教义的重申。圆是神性的标志。关于圆的信念,寄存在那些精细的器符上,放射出恒久不灭的光芒。


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_3

紫禁城天坛:远东残剩的最后一座国家祭坛


直到明成祖朱棣建立紫禁城为止,圆仍然是苍天和上帝的单一象征。祈年殿以圆形和蓝色喻天,殿内大柱及开间又分别象征4季、12月、24节气和1日12个时辰等时间元素。但天坛只是历史孤证,它是远东残剩的最后一座国家祭坛,或者说,最后一个与天神沟通的场所。而在广袤的土地上,基于木质文明的支持,矩形建筑已经铺天盖地。 这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的集体性选择。矩形首先适应的是人体的形态。居住型建筑的逻辑,必须符合人体—床帏的构形。这是矩形建筑的人类学起源。而后,在国家意识形态涌现之后,矩形就被国家征用,成为国土丈量和城池设计的基本构形。现今已经出土的所有早期城池,包括殷墟在内,都流露出矩形政治的肃穆气息。 矩形政治就是专制国家的建筑信念。以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矩形叙事,成为皇城以及各主要城市的规划模式。但这不仅是建筑美学的信念,而且是整个亚细亚帝国的行政方式。毫无疑问,几乎所有朝政都是按矩形结构推演的。在秦始皇兵马俑坑里,武士们排成了声势浩大的矩阵;而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朝堂里,皇帝的龙椅总是位列顶端,他的大臣则分列两班,拱手而立。这就是帝国的君臣秩序。 根据历史记载,左右两边的文武官员,时常发生激烈而冗长的争吵,皇帝面带微笑注视着他们的混战,对双方的意见进行仲裁,作出最后的裁决。宫廷里每天都在上演这类权力戏剧。在明代话本小说《水浒传》里,造反者重复了矩形政治的游戏:首领宋江像皇帝一样端坐首位,而众人则按“天”与“地”的名号分列为左右两班。流氓就这样无耻地克隆了国家的庄严表情3。 四合院式的民居格局,与亚细亚的宫廷政治遥相呼应,因为只有矩形才能明澈地叙写家族的道德秩序。在儒家的规训下,中国人利用四合院前后左右的不同方位,确定贵贱、尊卑和长幼的人伦序列。按通常的惯例,正房由上一辈的老爷和太太居住,北房东西两侧卧室,东侧由正室居住,西侧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中型以上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楼,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除非发生内部叛乱,没有任何人胆敢逾越这种矩形礼制。


天安门广场全景:矩形政治在中国的最高杰作


矩形政治并非远东专制社会的专利,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全球性的语法,但它们之间的语义却变得南辕北辙。资本主义精神生长起来之后,政治理性支配了新建筑的灵魂。1649年,英国查理一世主持召开下议院议会,位于威斯特敏特的会场就是标准的矩形体,场内中央是矩形台子,国王坐在台首的木雕王座上,台下簇拥着头戴宽檐礼帽的议员。他们分列左右,但不是为了向国王效忠,而是企图形成对抗性的政党体制。正是从这种政治矩阵中,分化出了“左派”和“右派”阵营4。跟亚细亚模式完全相反,矩形分列颠覆了王权的独裁,热烈地滋养着近代民主理性。 但在希特勒手里,矩形建筑却产生了令人战栗的效应。他主持设计并建造的新柏林宫,使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连续两次因恐惧而晕倒,被迫在元首办公室签署了投降协定。哈查走过空旷的广场,走过日尔曼武士雕像和纳粹的雄鹰十字旗,走过头戴钢盔、肩跨带刀步枪的党卫队员,走过没有窗户和线条强硬的大厅,走过450英尺的大理石长厅,最终,在欧洲最阴郁的空间尽头,矩形建筑以其强大的威权,压碎了那个斯拉夫人的脊梁。

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_4

些沿着圆形表面编织起来的网状结构,跟中国身份证上的丝网结构密切呼应


亚细亚地图并未向我们提示谁是远东地区的哈查,我们仅仅知道,天安门广场是矩形政治的最高杰作。它的所有建筑(天安门及其观礼台、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纪念堂)都是标准的矩形物,而它们又组合成更大的矩形广场。此后,第三种矩形奇迹般涌现了,那就是军队的严密方阵。天安门是领袖大阅兵的地点。士兵以惊人的肢体一致性走过广场,向城楼上的最高领袖行礼,接受他的注目和检阅。人民在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我们已经看到,建筑物、广场空间和游行人群的三重矩阵,就是国家政治秩序的卓越表演,它旨在重申领袖、士兵和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天安门广场断然拒绝圆形物的侵入。只有大会堂上的国徽和卫兵的枪口,依旧保持着圆的形态。它们是矩形政治的迷人饰物。 捍卫这种矩形政治,已经成为北京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早在八十年代,首都行政长官就颁布命令,要求新建筑严格保持矩形传统,并为所有建筑加盖琉璃瓦顶,以继承帝国美学的基本原则,即便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妇联的弧形立面,也由于得到琉璃瓦授顶,而与旧帝国密切地和谐起来。此举事后遭到建筑学界的高声谴责。但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人字巾式的“帽子”,正是矩形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对天安门建筑的矩形逻辑进行反思,就无法推翻帽子工程的价值根基。 为了抵抗矩形的专制和垄断,西方建筑师开始向矩形发出挑战。北京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成为这类反叛性圆形建筑的典范。根据保罗•安德鲁的意图,在以矩形为主体的广场附近(人民大会堂西边和中南海新华门对面),安放一座庞大的蛋式建筑。这是严重的违制事件,它不仅导致矩形城市的视觉失调,而且颠覆了原有的政治等级秩序。基于大剧院的开放性和明亮性,风格闭抑的原国家主义建筑顿时变得可疑起来。国家主义建筑师为此如丧考妣。他们的哀号和怒吼,回荡在被不同几何体切碎了的京城。而距离天安门较远的圆形建筑,如世纪坛、摩天轮、中国科技馆和奥运主会场“鸟巢”,所面对的指责声浪则要微弱许多。中国建筑师业已成为坚定的天安门卫士。 受到国际建筑界高度好评的“鸟巢”(北京奥运会主场馆),一种扁圆形建筑的衍生体,俨然是被狠狠踩过一脚的鸟蛋,丧失了蛋形物原有的隐喻功能;更为奇妙的是,那些沿着圆形表面编织起来的网状结构,跟中国身份证上的丝网结构密切呼应。这是被国家之网笼罩的圆形物,充满柔软、温顺与可操控性,完全符合“国家文化安全”的严厉尺度。

与正在跟圆形美学抗争的北京相反,上海出现了一系列球形建筑。从东方明珠电视塔、国际会展中心到徐家汇的美罗城等等。那些圆球被镶嵌在矩形建筑上,形成古怪的“球矩合体”,在达成工艺和美学的妥协之后,它们充当了90年代上海建筑的著名地标。 上海的权力表达跟北京不同,它更想夸耀跟世界和未来的对接,而不是同民族与历史的苟合。上海的球形建筑表面上是所谓“东方之珠”的象征,但其实是全球化和现代性的隐喻。球体就是地球的直接摹本,而复杂的钢铁结构和玻璃幕墙,则炫示着自身的高科技含量。只有上海博物馆是个例外。它是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宝鼎,暗示该博物馆的收藏特色,同时也表述跟上古历史的传承关系。而在它的对面,上海大剧院的反拱式屋顶,则在更大声势地夸耀跟西方的密切关系。

所有这些圆形景观,都是开放时代初期的稚拙产物。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的球形建筑迅速老化,成为笨拙可笑的旧物,大量矩形超高建筑开始崛起,如世茂大厦和尚未完工的环球金融中心。徐家汇美罗城的圆球,只是情侣们约会的碰头地点。它无疑是夺目的地标,但缺乏内在的魅力。人们在它的底部相见之后,就迅速离开,转移到其它消费地点。球体是空心的,它没有任何灵魂的充填物。在无神论统治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圆形建筑早已丧失了原有的神学或民主语义。 新一代的圆形建筑,出现在浦东世纪大道附近,如上海科技馆和一个大型日晷式钢铁雕塑,但它们放弃了球形,转而谋求饼状,更接近于钟表的样式,流露出后发国家的时间焦虑。这其实就是对外滩海关大钟的呼应。那张威斯敏特式大钟的老脸,朝太平洋方向眺望了整整一个世纪。它的容颜早已衰老。浦东的日晷企图接管它的权力。圆形建筑的神话,正在被新建筑运动所续写。 正是这种迷乱的现实景象,迫使我们追问圆形建筑的历史本性。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既是祭神的场所,也是表达民主意志的空间。雅典人经常集会的普克尼司山谷,建有一座半圆形剧院建筑,可容纳几千人的聚会。这种从闭抑空间到开放广场的转变,令每个与会者能毫无障碍地看到他人,公共辩论就此取代了秘密的黑箱操作。旅游者究竟在这个伟大遗址上看见了什么呢?他们或许能够发现,在那些民主台阶的缝隙里,生长着市民权力的质朴小草。 不仅如此,圆形的自我循环消解了带头者、领袖和主宰,令弧线上的所有意志都彼此等同。这是平等和民主制度的符号学起源。圆桌会议起源于消解等级制的意图。圆桌及其圆形结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解构。现身于17世纪的丝带,清晰地表达了圆形政治的这一功用。当时,法国政府官员集体向国王上书陈情,其署名写在一条结成圆形的丝带上,跟陈情书一同呈递。由于丝带结成圆形,签名顺序被隐藏起来,国王无法追究联署的发起人。这就是圆形物的奇妙意义,它庇护了所有的反对声音。


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_5

从这种圆堡式家园里,客家人获取了心灵的平静

中国福建西部的客家土楼,向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圆形建筑的特点。这种向心圆建筑,并非福柯所描述“规训”集中营,因为它的轴心不是那种全景式的监视岗亭,而是那些矩形的学校、戏台或办公室。土楼提供了一种反转的观察法——居民能从自家门口,观察到同层的所有人家。隐私是有限的,它融入公共生活的视界,并要接受宗族的集体管理。这是村社集体主义的迷人特点。最大的土楼可以居住千人,形成密集的人口聚落,从这种圆堡式家园里,客家人获取了心灵的平静。但这些乌托邦式的建筑,并未产生永久性的魅力。相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动乱,它的居民大都已经离散。土堡日益萧条破败,它的居民只剩下少许老人、妇女和幼童。那些最后的守望者,既是道具和戏子,也是热情的解说员,在黄昏的光线里为好奇的游客讲述往事。 

建筑的精神分析 — 圆形政治和矩形政治_6

罗马大竞技场内景俯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

屠宰式建筑,可容纳五万名观众欣赏死亡竞赛

圆形建筑的神话,引发了一种迷信,以为圆形是拯救建筑、城市景观乃至居住者心灵的最高选择。这种错误理念,爬行在设计师的头脑里,为建筑业的政治叙事指引航向。但中国圆形建筑是高度无神化的,它甚至不具备基本的人性因素,而是仅仅拥有一个球形或饼状的躯壳。在声势浩大的现代化过程中,圆形是那种被用来重申权力和财富的造型,并已成为国家主义修辞的基本手法。 但圆形建筑还暗含着某种危险的品质。在成为民主空间的同时,它也曾是暴力屠宰的现场。古罗马帝国的大竞技场(佛拉维圆形剧场Amphitheatrum Flavium,公元80年),提供了令人惊讶的例证。这种互相矛盾的逻辑,正是圆形祭坛的本性。祭坛一方面要求对神的无限恭顺,一方面要求对祭品(猎物)的极度残酷。圆形建筑的这种两重性,令无数建筑师感到困惑。 佛拉维圆形剧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屠宰式建筑,可容纳五万名观众欣赏死亡竞赛,在那里,无数失败的角斗士被畜牲般杀死,他们的鲜血涂满了剧场中央的舞台。全体罗马公民跟暴君一起在现场围观,发出醉生梦死的惊叹,形成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这是“圆形剧场效应”,它的群众聚合形态,以及看台和中央演出区的热烈互动,放大了屠杀的快感。 上海工部局屠宰场(1933年),是佛拉维结构的历史复现。这座正在被改造为时尚场所的建筑,曾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屠宰机器,据说每天可杀掉1000多头牛。整体空间布局是巴西利卡式的。矩形辅助建筑,环绕着圆形的中央屠宰场。牛群沿盘旋而上的流水线坡道上升,到达中央屠宰建筑,在那里被宰杀,而后送回辅助建筑,进行分解和清理内脏。它的遗存,令人再度想起罗马竞技场的狂欢格局。它唯一缺乏的是大数量的观众。但它在屠杀上的准确和精密,却令佛拉维剧场望尘莫及。 

圆形建筑的这种杀戮功能,就是它美学魅力的诡异之处。在圆的深部,还隐藏着某种残酷与狂欢并存的语义。这圆的复杂品质,就是“巨蛋”被接纳的内在原因。蛋形(穹顶)、水晶质地和发光体的特点,所有那些浮在表层的美妙景象,企图劝说我们忽略它的内在语义,而这是所有圆的原理中最尖锐的一项。在神性、民主性、狂欢性和杀戮性四个方面,圆形比矩形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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