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想准确地定义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招投标的状态已经变得相当的困难：在中国建筑业设计市场发育日趋完备的情况下，执行规则却只能参照在一般商业招投标领域通用的上世纪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参照”一词本身就是“参考对照的意思，即意味着可执行和可不执行。直到2003年推出了《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各地方也纷纷出台相应的细则条款），是否起到了亡羊补牢的作用呢？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资本监管和国际化及民间资本操作体系并行，市场经济在资本的作用下开始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建筑设计招投标制度逢时而生，其积极作用是催化了全国各大设计单位从事业架构向企业转变，使得一批中青年建筑师在各设计单位迅速崛起。
在高速发展而产生的激变的时代，中国式招投标的行为主体人的价值评价标准从倾覆一步步走向极度异化，建筑学特有的社会责任性和批判性在揣摩领导意图和赢得评委眼球的设计招投标中丧失了，“奇观建筑”、“比喻建筑”、“英雄主义建筑”席卷了中国大地。中国式招投标制度下依旧产生大量艺术形态庸俗、低劣、无公共质量的设计作品，如此的结果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建筑师和建筑学表象的升温，掩盖不了中国建筑学理论界长期封闭造成的缺氧，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建筑师群体在资本构建的市场规则中无所适从，大部分成了房地产商和官员们低俗情趣的代言人，犹如丧失精神家园的思想盲流，其作品毫无掩饰地流露着混乱、躁动等上火症状。上火在病理学中解释为因代谢过快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此形容恰如其分。
如此的结果这让人不得不对国家现有招投标体制是否具有先进性、专业性及有效性产生诸多质疑，至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其具有潜在的不完善性。在建筑设计单位兴亡命系，成王败寇的年代，建筑学也蜕变成以中标论英雄的投标建筑学，中国式设计招投标犹如一幕幕资本市场导演的悲喜剧不断上演着。
非对称话语权滋养下的招标流氓语境
翻开近期投标（或叫做方案比选）的标书，无论标底费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人民币，所有的标书都写着几乎同样或者诸如此类的文字：
“……招标单位有权在本项目建设中选用任何一个优秀方案，或采用任何优秀方案的部分用于实施方案中，而无须再向参选单位支付任何费用。”
“……在招标单位支付给投标方规定的费用后，本次参加投标的各方案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完全归建设方（招标方）所有……”
“……商务报价(即设计费)和方案评选结果综合确定中标单位……”
相近的文字很多，反映着现有设计市场权利向甲方市场倾斜的状态。市场交易双方不对等的地位使原本平等的设计交易演变成近乎公开勒索的黑市买卖，导致交换条件充满了流氓倾向。
建筑设计作为具有精神财富附加值的一种脑力劳动成果，这一点始终被法律法规边缘化，建筑设计作品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始终被模糊化。在大众的传统思维框架建筑设计至多算个非主流的艺术形式，这也和历史的原因分不开，中国古代从来都是缺失建筑师，只有建筑工匠，这导致了近代中国建筑师的无父无母的尴尬境地。就连出类拔萃的具有高度人文气息的建筑大师，其官方正确称谓是：在某界全国勘察设计大师评选中被授予的“工程设计大师”称号。工程大师与建筑大师的两字之差不仅抹杀了后者的艺术气质，更把作为建筑学核心中的人文视野从建筑设计中无情地剥离了。建筑设计知识产权被无知的政策制定机构和别有用心的业主抽去了艺术文化筋骨只剩下空空的皮囊，其更甚一步还斩断了保护建筑设计价值的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设计收费标准本来有国家规定的标准，很多设计招投标过程中却又加上了设计费用的综合评价（有的还有加权评价的标准），使设计招投标质价混杂，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其设计服务对象建筑又具有多重意义和多向度评价标准，价值本来就不易度量。而设计价格量化的参照反而成为了一目了然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是招标方强权姿态挤压设计费。很多人可以认为是资本合理操作的表达，我却并不认为这是资本针对于建设项目操作的真正规律体现，而是用野蛮的流氓性将商业规则中最基本的优质优价也践踏了。设计费很少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建筑师除了提交高质量的施工图以外，还能全力以赴地参与造价控制、质量监管、现场技术优化的工作中。如果失去了建筑师在建设全过程中的参与，建筑将变成无父无母的孩童，身心正常已属奇迹，根本无法指望素质优良与品格高尚了。
招投标对设计资源过度的消耗
主要通过方案竞赛而完成的设计招投标在近几年国内设计市场中表现出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不光建筑师们把个人职业生涯荣辱成败的“千钧”放在了方案投标的“一发”上，作为建设项目的主体的建设几年国内设计市场中表现出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不光建筑师们把个人职业生涯荣辱成败的“千钧”放在了方案投标的“一发”上，作为建设项目的主体的建设方也集体性地患上了投标依赖症，不惜时间和金钱进行多轮多家的方案比选，认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最佳方案。
崔恺建筑大师在近期谈到“……太多太滥的设计竞赛，耗费了太多的设计资源，也不一定产生好的作品。因为好的建筑不一定要有新奇的概念和夸张的外观，更重要是建筑的品质，而这依赖于建筑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经验……”。过度的设计竞赛使年轻建筑师忽略了设计、建造全过程的素质训练和经验积累，蜕变成概念设计师和造型师。而围绕方案竞赛所产生的大量的图文、模型制作的工作及几乎消耗掉了1/3甚至1/2以上方案设计周期，如此这般的无用功稀释掉了原本应细致展开的设计工作，这样的行为结果只有一个：效果图质量提升，建筑完成质量下降。
方案招投标方式的矫枉过正，过度消耗可从表现图、模型公司和图文公司的火爆窥见一斑。仅北京一地大小公司就上千家之多，诸如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大院周边密集程度就更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大珊瑚礁和遍布它周边寄生的海洋生物群落。很多设计院一两年都拿不出一本建成项目的作品集，效果图和模型从原本设计的辅助手段逐渐登堂入室，成为设计的成果，设计院的宣传手册上也越来越多的实景照片被效果图取代。当方案比选演变成效果图和模型大赛后，原本从建设方流向设计院的设计费用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效果图和模型公司。资本的分配也反映着设计资源的分配状态，得不到更多资本分配的建筑师怎么能把设计做好？业主是在买建筑设计还是在买建筑画片和模型？很多甲方肤浅地认为概念设计和效果图就是建筑设计中创造力的全部，好的概念设计只需经过程式化的细化（施工图设计）就可以演变成理想中的建筑，真是大错特错。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规定：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均要进行设计招投标。某种意义上正是它把建筑师和业主推向了招投标的偏执状态。很多甲方即便是在时间和资金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旧要通过多轮的方案竞赛寻找实施方案。
对于专家评委的质疑
在《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的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还有许多条款，这常常使我们对招投标的公信度深信不疑。然而，在房地产项目上资本和金钱过多地操纵下，评委很难保持真正的立场，在评审会上有了独立性的意见，也很难改变最终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开发商不仅为项目买单，也为评委的出场费买单。即使是政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项目，表面上是由独立的招投标单位进行运作，为评委买单，而实际他们也要靠着行政主管领导的权力为他们买单，行政主管领导的意志依旧渗透在招投标的全过程中。这样被金钱和权力包养的评审委员会其立场的独立性自然要受到质疑。对于大部分人，一边要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边要将表面的学术逻辑进行圆场，这种行为颇像行走于江湖的流氓大佬，黑道上拉场子赚钱，白道上兜圈子做平衡。
另外，评委观念的滞后性是评标结果水平低下症结所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性评标中尤显突出。中国目前建设规模巨大，造就了一批职业化评委。繁多的评审已基本上要成为他们日常的工作。当然也有少数看不起这千把块包养费的评委，拿评审权寻租的。评委的老龄化在每一个行业中都有此规律，可恰在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消极影响：
首先他们往往是在各设计单位由老龄化的曾经的技术骨干。虽然可以称之为骨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之中的部分人甚至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由于中青年建筑师的崛起，加速了他们脱离设计一线队伍的时间，很多人已是解甲归田的退休状态。这一点西方却不同，“运动员”和“裁判”并非固定群体，大部分评委均来自一线作战的建筑师。
其次中国建筑设计行业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环境压力、土地资源、商业价值、业态管理已成为建筑学的新的构成要素，视觉艺术领域的新思潮正通过不同渠道折射进建筑学领域，并借助时尚传媒形成新的社会价值。建筑学固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其内核和外延远远超过了“实用、美观、经济、坚固”的范畴。一些传统的建筑审美标准被颠覆，新的观念和价值几乎是建立在对老龄评委工作年代价值观的批判上，很难想象用他们的旧有的思想标杆来度量中青年建筑师现有的思想价值观，能否会产生恰当的评审结果。
有的评审委员给方案的评语看似理性的点评，其实完全是经验意识下中庸的套话，意在回避感性化的言语，当建筑价值观脱离了个性化的人的体验从而变成经验式的总结，和建筑的个性体验无关甚至成为其杀手，使建筑学变成以经验和“喜闻乐见”为标准的“现象建筑学”，或成为教条的“形而下”式的清规戒律。仔细阅读一下境内外评委给方案下的评语，并非是语境的不同，全然是评判价值的不同。同样的观念落差也反映在库哈斯、伊东丰雄、赫尔佐格、安藤忠雄等当红国际建筑明星在上海、北京等重要地段的落标上，他们常常抱怨缺少高水平的国际评委。我们绝对有理由怀疑这些话是他们为自己的失败所作的开脱，但我们也有更多的理由怀疑现有的评委会组成办法是否已成为了招投体系中的瓶颈。
但目前为止在学术刊物上我还未看到一篇谈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因为对于建筑前辈的怀疑几乎就是大逆不道，搞不好是自废武功断送前程。其实前辈的老龄建筑师全体并非我怀疑的对象，很多建筑前辈依旧精力旺盛，社会思考和作品不断（我甚至觉得他们标评得太少了）。即便是对于部分老一辈建筑师的评标能力的质疑，也同样不会改变我对他们的敬意，那一段的中国建筑史毕竟是他们书写的，今天也希望他们能更好地发挥余热，这些“质疑”和“敬意”都源自内心的真诚，比起温良恭俭让式的“虚伪”要更有实际意义。
伪草根情节下的公正
招投标制度最早产生于1782年的英国，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后来进入到设计行业，目的是要打破大师和大事务所的垄断，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刚出道的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颇有些象现今社会中的最时髦的海选行为，充满了草根情节,让所有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都可以拥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但中国式招投标制度却具有很强的伪草根性：表面上看每个建筑师个体可以通过不断地在一个个项目上的竞标成功达到事业上的成就乃至成为大师，然而前面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在投标的具体操作中建筑师毫无话语权可言，为了中选甚至要揣摩业主的意图和评委的好恶，最终中选实施的方案其实也只是权力之下业主和评委个人判断标准的表达，即权贵意识的表达，哪里来的什么草根性。在90年代以前没有投标，到处都是委托任务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还不太会说话；现在会说话了，因为项目全是投标，却发现失去了话语权。历史给苦涩的中国建筑师幽了一默。
对于中国式招投标的投降与逃脱
面对日益流氓化的中国式招投标，建筑师的思想弱势地位也日益显著：设计任务的有限性和生存的必需性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投降，即放弃自身的独立性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场，转而选择了迎合，而这种迎合还不仅是蓄意与权利方的趋同，更有患得患失心态滋养下的揣摩和献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来换取生存的同时，也有极小一部分人选择了另外一种状态，逃脱。张永和、王澍、刘家坤、张雷等一批“试验建筑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的中国式投标制度形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建筑实践并非通过常规意义上的中国式招投标而赢得设计权（即便是投标也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形式），他们的胜利表现在这些建筑已使他们在中国的建筑师群体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影响力，并为世界范围的建筑界所关注。
但我并不认同给“试验建筑师”的称谓，如果是试验也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招投标制度的一种试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逃脱后以一种更自我的姿态来批判被中国式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设计。正是大量由中国式招投标抹杀了批判力和创造力的建筑的存在，才使得“试验建筑师们”一战成名，看看他们那些为世界建筑界所关注具有文化价值影响力的，并拿走了非官方的重要奖项的项目，几乎都非是中国式招投标的产物。这些逃离中国式招投标的建筑，轻松地回归了建筑原本的本性，却被业界匪夷所思地叫做“前卫建筑”。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建筑太“前”了，还是让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太“后”了?所谓创新哪里是源自什么继承？创新的原动力一定是来自于批判，来自对历史和现有行为惯性的批判！换而言之，创新是批判的结果而非一种目的。
自从出了“试验建筑师”这么一批少数人，吸引了大量眼球，成为境内外媒体的骄子，但是他们的建筑作品在市场中却始终被边缘化——在重要地段，国家重要的投资项目，在公众中有影响力房子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原因是这些重要项目需要进行中国式的招投标。我想这正是质疑是中国式招投标积极性的最有力证据。
非结语的结语
在这个生活方式剧烈变异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对既定的法则提出质疑，甚至可以怀疑建筑到底需不需要什么永恒。但建筑学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自始至终地拓展了自身的物质家园和精神疆界，它的全部内涵远比经济地盖起一座好用结实的房子以及单纯地拒绝常规、创造新视觉要丰富得多。
不仅因为建筑学本身和建筑学所服务的生活是开放、积极的，在这多元文化和多重向度审美共存的世界中，建筑学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责无旁贷地要求中国自己的建筑师，使文明的光焰在每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增长，塑造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创造力是立国之本”已绝非粗浅的政治口号。而现在，流氓语境下的中国式招投标正在扼杀着中国建筑界的创造力。
“前些日子有记者问法国总理，社会党总理‘你觉得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他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价值观可以输出’”。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王朔访谈录中的一段，虽然一直找不到考证，但后来觉得也不需要考证，因为金钱确实托不住一个民族的尊严——我们当前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观可以输出。
这就是本篇不是结语的结语……
参考书目：
·《香港建筑师奖评选随笔》设计与研究第九期

来源：项目管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