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北京城的改建与扩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即帝位，颁诏天下，建都北京。清代北京基本上继承了明朝都城的格局，仅局部作了改造更动。其建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充实、调整、改造旧城；二是开发郊区。旧城改造的重要方面是撤消明代皇城。将占满皇城北部大部分用地的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尽皆裁撤，改为胡同民居；原皇城东南部的明代“南内”也撤消了，在其东南角建立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尊神的庙宇，称为堂子；皇城西部西什库一带用地亦改为民居，从而使皇城布局有了重大的变化。此外，对内城的许多明代的衙署、府第、仓场作了调整与改建。如天安门前西侧的明代五军都督府改为民居；因在通州、张家湾建了部分粮仓，故原东城明代诸粮仓亦撤消一部分，改建为民居；王府井一带有名的明代十王府改为贤良寺；台基厂改为裕王府；西城太平仓改为庄王府；西城草厂改为果王府、慎郡王府等；另外还占用了一部分民居建造了雍亲王府、简亲王府、和亲王府、康亲王府等。至乾隆年间城内王府达四十余处。同时，由于内城改为满城，屯驻八旗卫戍官兵及家眷，汉、回市民悉数迁居外城，故迅速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形成内城东单、西四、鼓楼前大街一带，及外城前门、菜市口、花市等处新的商业街道布局。此外，在城区内还新建了一部分寺庙，改造了天坛的规制，增建了不少戏楼、茶楼、店铺、会馆、书院等公共建筑。 |
| 清代园林的发展过程 清代园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的恢复期、乾隆和嘉庆时代的鼎盛期、道光以后的衰颓期。清代前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殖，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陆续开始了园林建设。此时主要是整顿了南苑及西苑，初步建筑了畅春园、圆明园及热河避暑山庄。清初的园林皆反映出简约质朴的艺术特色，建筑多用小青瓦，乱石墙，不施彩绘。乾隆、嘉庆近百年间，国家财力达于极盛，园林建设亦取得辉煌成就。此时除进一步改造西苑以外，还集中财力经营西郊园林及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内新增景点四十八处，并新建长春园及绮春园，通过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引进了西欧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建于长春园的西北区。此时还整治了北京西郊水系，建造了清漪园这座大型的离宫苑囿，即为今日颐和园的前身。并对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进行了扩建，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乾隆时期继续扩建热河避暑山庄，增加景点三十六处及周围的寺庙群，形成塞外的一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私家园林亦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尤以扬州瘦西湖私家园林最为著名。 道光以后，国势急转直下，清廷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苑囿建设，仅光绪时重修了颐和园（清漪园）而已。私家园林的欣赏趣味大变，以造园、设景为主的景观园林向生活化园林转变，虽然私园数量仍然不少，但佳作日稀。 |
| 清代私家园林 清代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物资丰裕、文化发达的城市和近郊，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明代，而且逐渐显露出造园艺术的地方特色，形成北方、江南、岭南三大体系。 北方私家园林以北京最为集中，盛时城内有一定规模的宅园达一百五十处之多，著名的有恭王府萃锦园、半亩园等；城外多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带，著名的有一亩园、蔚秀园、淑春园、熙春园、翰林花园等，多为水景园。北方宅园因受气候及地方材料的影响，布局多显得封闭、内向，园林建筑亦带有厚重、朴实、刚健之美。在构图手法上因受皇家苑囿的仪典隆重气氛的影响，故应用轴线构图较多。叠山用石多为北方产的青石和北太湖石，体形浑厚、充实、刚劲。植物配置上是常绿与落叶树种交叉配置，冬夏景观变化较明显。建筑用色较丰富，大部建筑绘有色彩艳丽的彩画，以补植物环境的缺陷。 在清初的康熙、乾隆时代，江南私家园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亦不少。如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著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植物配置以落叶树为主，兼配以常绿树，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崖、曲岸、石矶诸多形态。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 |
| 岭南园林现在实例不多，以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为代表。此外，福建、台湾的一些宅园亦属岭南体系。因气候炎热，岭南园林建筑需考虑自然通风，其通透开敞程度更胜于江南宅园。同时受西方规整式园林的影响，水体与装修多为几何式。建筑密度高。叠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塑石”技法，形态自由多变。 清代私家宅园达到了宋、明以来的最高水平，积累了丰富经验。首先是园林规划由住宅与园林分置逐渐向结合方向发展。在宅园内不仅可欣赏山林景色，而且可住可游，大量生活内容引入园内，提高了园林的生活享受功能。由此引发园内建筑类型及数量增多，密度增高，与宋、明以来的自然野趣欣赏性园林大为不同。其次，由于宅园盛行地区人口众多、用地昂贵，宅园必须在较少的空间用地条件下创造更丰富的景物，因此在划分景区或造景方面产生很多曲折、细腻的手法。如苏州留园的入口建筑序列，网师园的环池建筑布置，都在空间上不断追求变化，开合、收放、明暗、大小等方面交替运用，逐层转换，以达到丰富景观的效果。再是，清代宅园叠山中应用自然奔放的小岗平坡式的土山较少，多喜用大量叠石垒造空灵、剔透、雄奇、多变的石假山，并出现有关石山的叠造理论及流派，这方面以戈裕良所造的苏州环秀山庄假山的艺术成就最为明显。这时期的宅园艺术中也大量引入相关的艺术手段，巧妙地处理花街铺地、嵌贴壁饰、门窗装修、屋面翼角、家具陈设、联匾字画、桥廊小品、花台石凳等项的艺术形式，为充分表达造园意匠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当然，此时期由于物质享受要求深入园林创作之中，造成园林建筑过多，空间郁闭拥塞，装饰繁华过度，形式主义地叠山垒石，不注意植物资源开发，不重视植物造景。这些缺点与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意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
| 清代寺观园林 此类园林是附属在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内的小园林。清代寺观园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建为附园，如北京碧云寺的水泉院、北京大觉寺的舍利塔院等皆是山水园的模式，承德普宁寺后部的佛国世界为象征式园林，承德殊象寺后部利用地形堆叠的大假山以象征五台胜境亦为此意。另一种是寺观园林与庭院结合，如北京白云观后院云集山房周围庭院，北京卧佛寺的西院，北京潭柘寺戒坛院等。还有一种是寺观园林化，将寺观建筑与园林融汇为一，特别是名胜风景区的寺观莫不如此，如四川灌县青城山古常道观、峨眉山伏虎寺、甘肃天水玉泉观、云南昆明太和宫等。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清代造园艺术对兄弟民族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回族的住宅中多另辟一园林式庭院，养花种树，改善居住环境。在乾隆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仿照汉族离宫模式在拉萨西郊开始建造罗布林卡，作为达赖喇嘛夏天居住的离宫。这是一座藏族风格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没有人工堆叠的山水地形，也没有回环往复的廊阁划分出的大小不同的空间环境，而更多的是布置古树参天的林地与广场、藏式宫殿、方整的水池等，环境幽静而开阔。这种园林环境反映出藏族累代在大草原自由放牧，与天地为伴、与牛羊为伍的一种纯朴而开放的思想情趣。 |
| 清代民居形制分类 中国地域辽阔，粗略统计民居形式不下四十余种。概约地划分为七大类，即：庭院式民居、窑洞式民居、干阑式民居、毡房和帐房、藏族民居、维吾尔族民居及其他特殊类型民居。 庭院式民居这种应用最为普遍，是汉族、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甚至包括部分蒙古族长期采用的民居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所谓庭院式民居即是以单间组成的条状单幢住房为基本单位（一般为三间一幢），周回布置，组成院落，成为一种室内室外共同使用的居住生活空间形态。由于气候、传统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庭院式民居在具体表现上又可分成三种，即合院式、厅井式、组群式。 |
| 清代社会对民居发展的影响 民居建筑是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民间习俗、技术条件等最为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与明代相比较，清代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少影响民居发展的新因素，如：民族的融合；人口迅猛增长；木材资源减少，砖材料增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消费观念增强；时代审美的新情趣；华侨引入西方风格；大量移民活动；新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推广等。以上诸点都推动了清代民居的发展变化。 民族间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兄弟民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方面。在建筑上，满族官民很快地接受了汉族四合院形制，并影响到满族肇兴发源地的吉林。上层贵族的王府及蒙古王公府第亦采用四合院。回族民居也是接受汉族影响较大的例子，各地回居除布局较灵活外，其结构方式、开间、举架、装修等皆与汉族雷同。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所惯用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形制中，可明显地看出汉族处理院落空间的手法。在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地区的壮族人民亦开始脱离本民族传统的干阑式楼居形式，而逐渐采用地居形式，一般为三间一幢，一堂两卧，与汉族民居类似。居住在昆明一带的汉族、彝族人民同样采用“一颗印”式民居。海南岛沿海一带的黎族人民，放弃了本民族长期使用的船篷形的草顶落地式棚房，改用三角形屋顶构架，当地人称之为“金字屋”的汉式房屋。甘肃南部藏族住宅采用木构或夯土民居，而放弃了传统的石制碉房。总之，清代各民族间在民居形式上相互吸收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展自己的特点，形成丰富多采并有个性的民族民居。 清代人口增长迅猛。明代历朝的全国人口总数一直在五、六千万之间徘徊，至乾隆初期全国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乾隆中期达到二亿，至清朝末年已增至近四亿人口。但耕地面积增加不多，人民必须在有限的用地上解决居住问题，住房的密集程度明显提高，尤其以人口麇集的南方地区及丘陵地带的西南地区更为明显。节约用地成为各地民居建造所追求的目标。如北京四合院取消了围绕全宅的更道，使平面更紧凑。晋中一带民居部分房屋改为两层或三层。东南沿海地区市镇发展沿街巷或河滨的联排式小型民居。粤闽沿海地区用地更为紧张，当地人民创造了一种单开间、长进深的民居形式，进深长达四、五间，粤中称之为“竹筒屋”，以形容其瘦长。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黔、桂、川、湘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进一步开发山区耕地，移家上山，在山区及丘陵地区建房为清代民居的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在贵州、湘西、桂北地区建造吊脚楼式民居以利用河坡地已成为当地惯用形式。由于房屋较前更为密集，防火问题则更为严重，因此封火山墙形式成为南方民居的普遍形式，并创造出各种优美的山墙造型，构成有特色的城镇街景。 |
| 清代手工业与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对民居的影响逐渐具体化，如集镇中手工作坊或商店往往与住房相结合，各地出现了一种前店后宅的住宅形式。在江南水乡集镇的二层楼房则采取下店上宅的形式，店房门板白天完全敞开，进行生产或售货。前店后宅式民居也应用在陕南、四川、湖广等地。此外，山西平遥、太谷一带的票号住宅（即从事银钱借存的原始银行）亦为前店后宅式。浙江、北京等地尚出现了专供出租的民居形式，成批建造，形式雷同。 清代的手工艺术品制作十分发达，在民居建筑上，引用工艺技法装饰内外檐装修，形成清代建筑艺术上的装饰主义倾向。对民居装饰艺术影响最大的是雕刻技艺，广泛用于墀头、影壁、门楼、垂花门、撑拱、廊内轩顶、门窗棂格、室内装修、花罩、梁架构件等部位。其中砖雕盛行于徽州、苏州、佛山、潮汕、北京、河州（临夏）等地，木雕盛行于东阳、苏州、徽州、剑川等地。除了木结构构件的装饰加工以外，有些隔扇、门窗以木雕式的花板装饰心板是清代的特色，其中以东阳、大理两地最为精细复杂。石雕盛行于河北曲阳、浙江青田和绍兴、福建惠安和晋江、广东潮汕等地，其中以绍兴的石漏窗、潮州的阴刻石板画最为精致。在云南大理广泛用大理石作壁面装饰，四川等地用瓷片装饰屋顶屋脊，闽南大型民居油饰喜用贴金工艺等。 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清初至清中叶持续地进行频繁的国内移民活动，以调整全国劳动力的分布情况，移民活动同时也将民居形制和技术介绍到其他地区。如清中叶政府以“借地养民”的名义移民垦荒，自河北迁徙农民进入哲里木盟，又从山西北部及陕西迁民至集宁、伊克昭盟，使得内蒙古南部牧区逐步农业化。这个新开发区的民居形式多为晋陕形式，即院落狭长，厢房多为“三破二”的短进深房屋，还有山西惯用的锢窑形式。明末四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量两湖及广西居民迁入四川，有的集镇全部是外省人，故川南一带的民居形式明显带有两湖的风格，大门采用墙门形制，墙面上浮贴砖牌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经营乌鲁木齐、伊犁一带一百二十余城，驻兵屯田，以汉兵屯种，携眷移戍，其中还包括有八旗兵、蒙古兵、绿营兵等，造成北疆地区具有各种风格的民居形式共存现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亦有大量汉民移入，这也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民居形式的变化。从明末至清代有大批福建莆田、漳州及广东潮汕居民迁入台湾的台南、高雄一带，所以现在台湾古代民居大部分为闽南式民居，而原土著的高山族民居反而成为凤毛麟角。 |
| 中国传统民居向来以使用木材为主要结构材料，但入清以来木材积蓄日渐稀少，迫使匠人及业主不得不另寻新的结构材料及构造形式，以满足大量民居的建造。最显著的一点是，硬山搁檩式结构自清中叶以后在国内南北各地发展起来。粤闽的“竹筒屋”就是采用搁檩式结构。一些古老的建造方式，如土窑洞及石头房子，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进一步焕发了新的生机。就是仍然使用木构架的民居，亦经过改进而节约了用材量。与明代住宅相比较，清代住宅的柱径、檩径、梁枋断面等明显变小变细，一些不必要的斗拱构件全部消失，大的月梁造型也以直梁代替，苏州等江南一带更发展用圆木作梁架，以减少边材的损失。可见木架构造的简化及砖石的广泛采用是民居结构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引起了民居外貌的巨大改变。 此外，由于社会的经济财富相对集中于一大批富商、官僚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建造规模宏阔、质量考究、院落相套的大宅院，并附建有花园、花厅等。基于防卫的要求，很多大宅院多建有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 |
山东 | 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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