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唐人街的形成及其特点 在历史上，唐人街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早期（公元16世纪以前）和西方殖民时期（公元16世纪以后）两个阶段。 撇开史前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自然迁徙不谈，中国人在海外的活动大约始于秦汉。除了传说中的徐福等东渡日本和一部分中国人移居朝鲜、越南北方之外，虽然在马来半岛东岸、加里曼丹西岸、爪哇岛西部等地发现了汉代陶器残片，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中国人已开始定居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发现了唐墓，证明唐代已有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但是关于在海外最早出现的唐人聚落的遗迹，除了若干唐墓之外，今天已渺不可寻了。宋、元以后，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到了明代，早期的唐人街已经形成，它们成为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 |
| 根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在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唐人街之一就是12～14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中国城（Kota Cina）。在这个历史遗迹中发现的建筑残迹、雕像、金银器、青铜器、古钱币、陶瓷器等表明，这个古代城市是当时该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是华商和其他外国商人聚居的地区。它不仅同南印度和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而且是连结苏门答腊内地的贸易网的中心。华商的商业活动对当地居民显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苏门答腊东北部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皮迪（Pidie）人迄今仍有“亚齐中国人”（Cina Aceh）之称。爪哇岛北岸也是最早出现唐人街的地区之一。15世纪初，在杜板、革儿昔（又名新村、锦石）、苏鲁马益（泗水）等爪哇北部沿海市镇，已有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流寓，他们生活殷富，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头目或村主。菲律宾的马尼拉（即吕宋）也是早期的唐人街之一。“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今马尼拉的唐多地区）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这里所述虽然是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以后的情况，但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以前，华商“压冬”吕宋的现象早已存在，只不过是人数没有像16世纪末那么多而已。在越南南方的会安，也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早期唐人街。[7]17世纪末访问过会安的释大汕在《海外纪事》中这样描写当时的会安唐人街：“盖会安各国客货码头，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节而居，悉闽人，仍先朝服饰，妇人贸易，凡客此者必娶一妇以便交易。”17世纪中叶，会安唐人街的华商约5000人，到18世纪末叶增到6000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一书中，曾提到13世纪末既已有“唐人”流寓真腊（即今柬埔寨），并与柬埔寨妇女通婚。到了明代，柬埔寨的唐人街不仅人数增多，而且已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东西洋考》记载，真腊国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又说“熟地华人自为戎首。” |
| 进入近代时期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东方，并将东方国家逐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尤其19世纪中叶把东方最大的国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最终形成了。在这个时期，即西方殖民时期，世界各地唐人街的形成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们不论在起因、人口结构、地理分布、规模、特点等方面，都不同于早期唐人街。 首先，在西方殖民时期形成的唐人街，主要是为满足西方殖民者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马尼拉唐人街，即巴里安（Parian，菲律宾语意为“市场”；华侨俗称“涧内”）。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刚占领马尼拉时，该地华侨仅150人；1588年增至1万人；1603年3万人；1748年4万人；1886年6.7万人；1896年10万人。在1815年以前，马尼拉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之间大帆船贸易的起点港，它主要依赖华商把中国丝绸、瓷器等从中国东南沿海运到马尼拉，又把墨西哥银元源源不断地运回中国，以换取上述中国商品。同时，中国各类工匠、商贩、农民等云集巴里安，成为马尼拉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管西班牙殖民当局嫉恨华侨日益壮大的经济势力，并时而限制、排挤、驱逐和屠杀华侨，但为了保持其殖民统治地位，它还是不得不容忍华侨的存在。马尼拉唐人街遂得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1619年荷兰占领雅加达（同年改名为巴达维亚）以后，也出于类似的经济目的而从万丹、井里汶及爪哇其他地区招徕华商到巴达维亚，甚至在海上拦劫中国商船和从中国东南沿海抢掠人口，以建设和发展巴达维亚。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荷兰资本家为开采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和在苏门答腊日里一带种植烟草，而大批引进契约华工，导致邦加、勿里洞、棉兰等地唐人街的形成。英属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唐人街，也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华侨在西加里曼丹创立的兰芳公司等社会经济实体，到19世纪中叶前后也先后被荷兰殖民者消灭，那里的唐人街最终也附属于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 |
| 其次，在近代时期唐人街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早期唐人街的居民主要是华商（包括由中国政治移民演变而成的华商）的话，近代时期的唐人街社会的人口和阶级结构复杂化了，除了商人之外，还涌进了大批工匠、农民、契约华工（契约期满后，有的回国，有的进入唐人街成为商贩、菜农、果农、工匠、厨师、洗衣匠等），到20世纪又增加了各类知识分子（教师、新闻工作者、中医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这种人口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唐人街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产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调整或改变了唐人街社会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直接影响了唐人街同当地原住民、其他种族集团、地方当局和祖国（中国）的关系。 |
| 二、唐人街的历史作用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从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论对所在国、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都起了极大的历史作用。 首先，唐人街是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不论是早期或较晚形成的唐人街，由于华商善于经商，能够从中国直接采购商品（尤其在国外甚受欢迎的瓷器、丝绸）等原因，而很快地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590年，菲律宾首任天主教大主教沙拉萨（Domingo de Salazar）致函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详细描述了马尼拉唐人街（涧内或巴里安市场）的情况。他写道：在巴里安外面住有中国渔民、菜农、猎人、织工、烧砖工、烧灰工、木工、铁匠等；而在巴里安内则住有裁缝、修鞋匠、面包师、蜡烛匠、糖果商、药剂师、画匠、书匠、银匠及各类工匠；巴里安市场每日供应鸡、鸭、猪肉、鹿肉、野猪、蛋类、水牛、鱼、面包、蔬菜、柴薪及各种中国食品和水果。“巴里安（市场）为这个城市（马尼拉）增添了极大的光彩，我毫不犹豫地向陛下断言，在西班牙或在本地区，没有其他城市有像巴里安（市场）那样值得观赏的地方；在这个市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各种行业，各种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货物。这些商品已在巴里安（市场）开始制造，而且质量比中国制品更好，制造的速度也更快。在巴里安（市场）可以找到各行各业的工匠。他们制造的产品，比西班牙所制造的更加精美，而且有时便宜到我都不好意思说起。……在巴里安（市场）可以找到医生和药房，他们在店铺前面有用中文写的招牌，告示他们所出售的药品。也有许多饭馆。中国人和土著在那里用膳。有人告诉我，甚至西班牙人也光顾。西班牙人全部放弃经商，因为他们可以向中国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衣服和鞋，它们都是西班牙式的，价廉而物美。……”同时，以对华贸易为基础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给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高达600%至800%的巨额利润。曾任西班牙驻菲律宾代理总督（1595-1596年）的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在谈到菲律宾华人时写道：“的确，倘若没有华人，殖民地（菲律宾）就无法存在，因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而且都非常勤奋，肯为小额工资而工作。” |
| 其次，唐人街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其实，严格说来，这里所谓“传播中华文化”是指其客观效果而言，并不是主观上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在古代，印度人在海外热衷于传播佛教、印度教；后来阿拉伯人一手持剑，一手拿《古兰经》，极力向西方传播伊斯兰教，近代以来欧洲人借助炮舰的威力，强行把西方文明传播到整个东方，并在东方建立起殖民主义秩序。但中国人不同于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海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经商，他们只是无意之中在客观上起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在20世纪以前，大部分中国人浪迹海外时未携女眷，到了海外便广泛地同当地妇女通婚，生养了人数众多的华裔混血种。华裔混血种不仅继承了中国人的血统，而且也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天然渠道。在华侨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不怕苦、勤劳、节俭、坚韧不拔、勇敢冒险等精神，它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与之接触的其他种族。许多外国学者异口同声地承认了华侨的这种影响力。特别是在东南亚，华侨以唐人街为基地，向侨居国人民传授了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工农业技术、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正是华侨的这些美德，不仅使他们得以在排华的恶劣环境中挣扎和生存下来，而且能够奇妙地战胜他们的竞争者，在经济领域里开辟日益广阔的天地。当然，华侨也把一些恶劣的社会风气带到了唐人街，例如抽鸦片、赌博、嫖妓女、械斗（堂战）等。但这些阴暗面毕竟是支流，对侨居国影响较大的还是那些健康而有益的中华文化传统，诸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烹调术、建筑艺术、生产技术和语言文学等。 |
| 第三，唐人街是华侨的安全防护区。早期唐人街主要是便于经商而自然形成的，当然管理上的需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因素。近代时期，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为了控制和监督华侨，实行“分而治之”政策，防止华侨和当地人民相互结合，大力推行居留地制度和通行证制度，限制华侨居住在唐人街，禁止他们自由迁徙。这个殖民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西方殖民当局严密监视和控制唐人街，甚至血洗唐人街（如“红溪事件”）；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成为华侨的安全防护区。在近代时期，在马尼拉、曼谷、巴达维亚等地华侨自卫时，都是以唐人街为根据地的。1825年爪哇爆发由蒂博尼哥罗领导的抗荷起义时，谣言四起，三宝垄唐人街华侨不明真相，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遂向政府提出要求，在唐人街四个进出路口修筑四个大城门，以便一旦有危险时华侨能够自卫。在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时期（1945-1949年），由于荷兰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之间一度发生了武装冲突，保安队在棉兰、雅加达及印度尼西亚其他大城市的唐人街起了保护华侨的作用。其实，如果各有关方面处理得当的话，这场可悲的民族冲突应该是可以避免的。19世纪后半期，在美国掀起了疯狂的排华浪潮、华侨不时受到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百般歧视、排挤、虐待和屠杀，各地的散居华侨纷纷回国或涌入旧金山、纽约等城市的唐人街。在唐人街华侨人口比较集中，因而相对而言华侨的人身安全比较有保障。当时，“排华阴影笼罩下的唐人街既是堡垒，又是避难所和收容所，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是到了现代，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地位的改善，特别是当侨居国居民经济环境恶化时，从表面上看来经济上相对繁荣的唐人街，往往成为当地居民发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对象，或袭击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南亚各地发生的周期性排华骚乱中，首当其冲的是唐人街，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也是唐人街。因此，华侨华人为了保障唐人街安全，乃有请求当地政府派遣军警保护，或雇佣巡夜员、纠察员、保镳之举。 |
| 第四，唐人街是华侨保持民族特性的重要阵地。各种历史条件使华侨相对集中于唐人街。唐人街实际上是中国闽粤一带城镇在海外各地的翻版。美国驻秘鲁大使理查德・吉布斯这样描写利马唐人街：“面对大市场或通向大市场的那几条街道上，华人杂华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其他商贩云集此地，沿着这些街道漫步，看着这些商贩，他们的店铺和招牌，你很容易想象到，你是置身于一座中国城市之中。”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亦莫不如是。华侨通常喜欢把侨居国称之为“第二故乡”，一者是对第一故乡即祖国而言，一者是因为唐人街除了多些异国情调之外，其生活环境几乎与第一故乡雷同。在唐人街，华侨多操闽粤等地方言，20世纪后国语(普通语)日渐普及；他们多受华文教育；阅读华文报纸；社交活动多半在华侨社团及体育和文艺团体中进行；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如阴历新年(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他们的店铺、住宅、庙宇、饮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是中国式的。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唐人街华人按照故乡的风俗习惯，张灯结彩，燃放鞭炮，舞龙舞狮，拜神祭祖，访亲问友，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这一切使唐人街华侨长期保持其民族特性和中国生活方式。陈依范在《美国华人》一书中写道：“唐人街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居区，它们也是一种持久的民间文化和某种无形的优良传统的宝库。”20世纪以前，在和平友好气氛中，唐人街华侨多与当地妇女通婚，但他们的混血后裔如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仍然保留许多中国的风俗习惯。如果说，在乡村地区，在华侨人数少而当地原住民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华侨容易被当地居民同化的话，那么在唐人街华侨人口比较集中，华侨是难以被当地民族同化的，无怪乎一些东南亚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要彻底同化华人的话，就必须消除唐人街。印度尼西亚的西斯沃诺在其所著《新公民》一书中写道：“只要存在唐人街，同化将不会成功。” |
| 第五，唐人街是华侨民族主义的温床。唐人街华侨以经商为主，兼从事各种手工业和农业（种植蔬菜、果木）。一般而言，出于本身安全等原因，他们对侨居地的政治是漠不关心的。但是19世纪末以后，他们对祖国的政治局势及其变化却十分关心，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祖国的各种政治斗争。实际上，唐人街是中国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在中国掀起的一切政治浪潮都冲击或涉及了唐人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活动和孙中山的同盟会革命活动，直到辛亥革命、倒袁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都直接影响了唐人街的社会政治生活。尽管唐人街里帮派林立，存在着按照血缘、地缘、业缘组成的五花八门的宗亲会、同乡会、商会、行会等华侨社团和组织，也存在着各种社会和阶级矛盾，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民族主义倾向十分强烈。随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华侨开始帮派观念，而逐渐形成包含整个华人社区的“中华商会”和“中华会馆”。当华人社区受到其他种族集团的挑战或威胁时，例如种族主义挑衅或排华攻击时，唐人街里的内部矛盾会暂时缓和下来，而一致对外。尤其是当中国受到外族侵略，祖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愤怒和抗议浪潮席卷了唐人街，华侨纷纷行动起来，通过抵制日货、募捐、派遣机工和慰问团、回国抗日等方式，声援、支持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世界各地唐人街华侨举行各种庆祝会，欢呼祖国的新生，庆贺祖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并纷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拥护新政权，决心尽全力支持祖国建设。 |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相继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1955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中国正式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拒绝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1943年美国废除1882年以后的所有排华法案，放宽中国移民的入境条件。继而加拿大也仿效美国，于1947年废除1923年的《中国移民法案》，对中国移民入境采取较宽容的政策。战后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亦逐渐解体。1966-1976年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这一切事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促使唐人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唐人街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约90%的华人放弃了中国籍，加入了当地国籍。海外华人的这种国籍变化或认同转变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1955年中国正式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不主张华侨拥有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许多华侨祖国和祖宗意识强烈，他们以保留中国籍为荣，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为信条，不“甘心夷化”、“数典忘祖”而加入当地国籍。中国政府的新国籍政策，有助于打消华侨的思想顾虑。 |
山东 | 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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